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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家风故事展
俗话说，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，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儿女可以说是父亲的影子。这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，更是一个家庭家风家教的具体体现。在古代文学史上，一脉相承的家风家学渊源造就了很多优秀的父与子，使得他们美誉叠加，备受后人称颂。这其中，最为有名的当数苏家三父子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、王氏父子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和大小晏（晏殊、晏几道）了。笔者近来梳理了几对相对不甚出名的父与子，今日与读者分享一二。
家学渊源 垂裕后昆
元
父子曲作家史天泽与史樟
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，包括杂剧和散曲，是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的精髓。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、语言的通俗生动、形式的活泼多变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。在元曲历史上，有一对将军父子也成了元曲作家，他们就是史天泽与史樟。
史天泽，元代名将。燕地永清（今属河北）人。据史书载，史天泽年四十，始折节读书，精于《资治通鉴》，立论多出人意表。“出入将相五十年，上不疑而下无怨，人以比于郭子仪、曹彬云”。
史天泽爱贤乐善，金国灭亡后，很多名士投奔了镇守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的史天泽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元曲名家。加之史天泽本人喜爱填词作曲，对元杂剧的创作演出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支持，从而使战乱岁月中的真定文学蔚然成风，成为元杂剧的中心和摇篮，并孕育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，以及李文蔚、尚仲贤、侯克中、戴善甫、史樟等剧作家，诞生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。
史天泽本人即是散曲作家，虽然没有元曲作品流传下来，但在元代戏曲资料《录鬼簿》中却把史天泽列为散曲作家之名，“前辈已死名公，有乐府行于世者”。史天泽与元词曲作家也有切磋唱和之作，其中有一首《巡历太康》──“奉使孤城驻马蹄，霜风猎猎战旌旗。一钩薄暮天边月，照见禽荒旧地基”，表现了一代良将的雄姿与气魄。
史天泽对杂剧创作也颇感兴趣，与一些杂剧作家往来密切，白朴lO多岁随父投奔史天泽，受到他的器重，二人结为忘年交，白朴在其词集《天籁集》中曾多次提及与史天泽“欢游如平生”的深厚情谊。史天泽的次子史樟，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家，对此《录鬼簿》中也有记载。
史樟，子承父业也做了元代的将军，曾任真定、顺天新军万户、金吾元帅等职。同时，他喜庄、列之学，常着麻衣草履，尝混迹于书会才人之间，以“散仙”自号。史樟像他父亲一样，对于元曲的创作颇感兴趣。明朱权在其元曲杂剧理论著作《太和正音谱》中，将史樟列于词林英贤之中。元代著名学者、政治家王恽对史天泽父子很是赞赏，其中在《赠九万户》诗中称赞史樟的才华和风采：“一篇秋水海疆阔，两袖醉墨云烟春。猿翁学剑事迹秘，兰舌解纷词调新。万事人间归一噱，双旌烛影见来频。”
史樟曾创作杂剧《花间四友庄周梦》，写的是太白金星带领风、花、雪、月四仙女度化庄周成仙的故事，共四折一楔子，此剧为杂剧“神仙道化”题材开了先河。不仅这一出杂剧，他还与马致远合作写了《风流李勉三负心记》的南戏，是早期南戏作家之一。史樟的创作中有散曲、杂剧、南戏，是元代曲坛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。
明
父子藏书家黄居中与黄虞稷
明朝万历年间，在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的黄居中与其次子黄虞稷，痴迷于读书、藏书，家中典籍宏富，名扬天下，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父子藏书家。
黄居中，明代晋江（今泉州）人。自幼颖悟，喜好读书，十岁能文，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中举，授上海县教谕，迁南京国子监丞，遂定居南京。后转黄平知州，他辞官不赴，从此一心锐意于藏书、读书与著述。
酷嗜典籍的黄居中，为官前就经常四处借书阅读，每得异本，即使鼠啮蠹蚀，也无不珍重携归，并亲手补缀、抄录。为官后，黄居中的俸禄多用于购书。到了晚年，他闭门谢客，精心阅读，铅椠丹黄，其治学精神十分感人。
黄居中一生藏书达六万余卷，为了收藏这些书籍，他建筑了“千顷斋”。千顷斋中以明人的著述最为齐备，上迄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，下至布衣文人的诗文杂记，无不搜讨网罗。
黄虞稷，自小受父亲熏陶，七岁能诗，且刻苦好学，嗜书成癖。十六岁入江宁郡学，博览群书，于典籍“问无不知，知无不举其精义”。他一边慎守先世藏书，整理先父遗藏，一边广搜博采，使家藏增至八万余卷，且多善本，并将千顷斋易名为“千顷堂”，成为海内闻名的著名藏书家。
为了不断地增加藏书，黄虞稷四处搜讨，每遇善本，常常不惜重金收购，每当听说亲朋好友间有人得罕见之书或是善本，他一定设法借阅、抄录。
距黄氏“千顷斋”十余里的龙潭，有位著名藏书家叫丁雄飞，藏书两万余卷，黄虞稷就经常去丁家借读、抄录。两人很快成为挚友。他们彼此间总是尽出家藏秘本，互通有无，相互质疑问难。后来两人还订立了协约，每月13日，丁雄飞到黄虞稷家借读、抄录；26日，黄虞稷到丁雄飞家读书、论学。黄虞稷从丁家抄录了许多秘本古籍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家藏。
黄虞稷深谙经籍目录之学，在父亲所编《千顷斋藏书目录》六卷的基础上，增益编成了《千顷斋书目》三十二卷，目录之富，体例之严，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。
清
父子诗人李天馥与李孚青
在清代，有一对父子被赞为“父子双星”，他们就是合肥诗人李天馥与李孚青。
李天馥自少颖异，遍读经史百家之书，被人称为“神童”。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中举，顺治十五年进士及第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从此跻身仕途。康熙年间，初为侍讲侍读充起居注官，继擢少詹士、内阁学士，又擢礼部侍郎，历转户、吏、刑、工诸部尚书。康熙三十一年，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擢居相位，总揆百司。三十多年间，李天馥历中枢多部，职务虽不断变换，但一身正气始终不变。
李天馥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能吏，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多产诗人。他自幼爱诗，从政后一直孜孜不辍，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祯、叶方蔼、陈廷敬等互相唱和，“诗成而好事者争传诵”。李天馥著有诗集《容斋千首诗》和《容斋诗馀》。清初经学家、文学家毛奇龄在《合肥相公千首诗序》中说：“合肥夫子自汰其诗一万首为一千首。”可见李天馥诗作之多。《侠客》是李天馥早期诗的代表作：“年少悲歌客，秋原落日情。快逢燕大侠，羞学鲁诸生。问世都难合，论交每不平。怀中三尺铁，风雨夕常鸣。”诗中借侠抒怀，托剑言志，其纵横豪迈之情，急于用世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李天馥之子李孚青，受家风家教影响，比他父亲更早慧，十五岁举于乡，十六岁就登进士，殿廷对策擢高等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官翰林院编修。当时李氏父子同朝为官，又都善于诗词，一时风头无两。后李孚青辞官返乡，后半生致力于诗，诗歌创作的成就更加突出，著有《野香亭集》《盘隐山樵诗集》《道旁散人集》等多种诗集。
李孚青从朝廷走到田园，对下层人民生活疾苦有较深的了解，并能取作诗料，加以吟唱，为民诉苦，《枣巷行》《贫士吟》是其中的代表作。《枣巷行》写的是清初徭敛沉重苛急，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的现实，诗人愤怒地控诉罪恶的社会逼得穷苦百姓生不如死，“养蚕犹未周，朱符忽下乡，朝催鸡豚尽，夕催老幼亡”。而《贫士吟》一诗更是真实地反映出落第士子，尤其是穷乡僻壤的贫士，含垢忍辱，过着极其凄惨的贫困生活之情状，“焦先蜗庐相如宅，床灶才可一篱隔。鸡行几案犬卧门，蓬蒿四围无比邻。瓦稀茅碎雨注面，晴时仰首星斗见”，贫士屋漏墙破难以栖身的狼狈令人唏嘘。
王士祯在《野香亭集》序中，将李氏父子的诗加以对比，指出李天馥的诗“鸿博绝丽”，而李孚青的诗“承其家学少变而为清新缠婉”。王士祯更是盛赞李孚青的诗“其旨温以厚，其音和以雅，其辞丽以则，读之者循环反复不能自休”，这其中固然有其天分的原因，而其父李天馥“精讨锱铢，覆量尺寸，门庭以内，熏陶融润以成其材”，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由此可见，家学渊源形成的家族文化是骨子里的印记，是约定俗成的文化基础，对后代的影响极其重要。父亲的眼界格局，往往会影响孩子一生的精神气质，这一点尤值得后来人警醒和借鉴。
名人如何教子
教子成才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伶俐，长大后事业有成。当然，每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。那么，名人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？
傅庆泰教子
儿子傅作义6岁那年，父亲傅庆泰东拼西凑才借够上学的费用，勉强将儿子送进了太原陆军小学读书。经过多年苦读，17岁时，傅作义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，被保送进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学习军事。此时的傅作义总觉得自己聪明过人，不仅内心有些飘飘然，而且在吃穿方面也不自觉地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攀比起来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。有一次，因为不注意节省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，傅作义便花光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，只能向同学借了二十两银子度日。
寒假回到家后，傅作义将借钱的事儿告诉了父亲。他当时想，父亲一定会狠狠地将他“收拾”一顿。然而，令傅作义惊讶的是，父亲竟然没有批评他一句，而是将他直接带到了黄河边上，对他说：“脱掉军装，跟我一起下河吧。”傅作义不明白父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又不敢多问，当他看到父亲脱掉衣服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时，赶紧也脱掉身上的衣服跟着跳了进去。此时正值寒冷的冬季，河水冰冷刺骨，傅作义全身泡在水里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直到这时，傅庆泰才看似漫不经心地对儿子说：“从这里背一个客人到对岸，每次能挣两枚铜钱，我给你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积攒下来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傅作义一时间羞愧地说不出话来。
从那以后，傅作义再也不敢忘记父亲的教诲，一生崇尚俭朴，后来被人称为“布衣将军”。
钱玄同教子
16岁那年，钱三强在父亲钱玄同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。当时上课时学生问答都要用英语，这对于只学过法语的钱三强来说，很是困难。钱玄同担心儿子打退堂鼓，便鼓励他说：“既然确定了目标，就不用害怕和退缩，而是应该用艰苦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！”父亲的话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，半年后，他的英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
后来，钱三强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。毕业那年，他想去国外继续求学深造。当时有消息说，留学公费生考试只有一个镭学专业的名额，钱玄同于是鼓励儿子前去应考。经过努力，钱三强顺利拿到这个宝贵的名额。然而不幸的是，钱三强准备出国前夕，钱玄同意外得了重病。当时钱三强非常难过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钱玄同看出了儿子的心事，将儿子叫到身边安慰说：“你学的科学将来对国家有用，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出国好好学习，心里不要有任何包袱。”
那天夏天，24岁的钱三强流着泪告别父亲，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，指导教师是镭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钱玄同高兴地给儿子写信道：“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，要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，振兴中华！”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学成归国后，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。
钱玄同在教育儿子方面，除了采用激励的方法外，更多的则是像朋友一样，遇事和儿子一起商量解决，非常尊重儿子的意见。
丰子恺教子
丰子恺在孩子们长到六七岁时，便开始教他们练习写作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丰子恺在教写作文时，并没有让孩子们看一些深奥的八股文，而是别出心裁地先给孩子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讲完后，便要求他们凭着记忆写下来。丰子恺表示，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记忆力，还能锻炼每个人的表达能力。《赤心国》是丰子恺当时所讲的故事之一，后来他还给《赤心国》加上了插图，于是便成了一本有趣的儿童故事连环画。这个题材是丰子恺自己想出来的，他一生厌恶人间的虚伪奸诈，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颗坦然外露的赤心，诚恳待人。
除了用讲故事的方法教导孩子写作文外，丰子恺还会不定期地出一些命题作文。比如有一次，他便让几个孩子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。乍看这个命题有点可笑，写说明书似乎也与作文无关。当时，孩子们都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让他们写说明书，而且，学校也不会考这种文体。丰子恺则笑呵呵地回答道：“让你们写说明书，就是想让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换一副科学的头脑，去探究那些不易涉及的事情。再说，写说明书比起写作文难度要大，除了要写得一看就懂外，还能推广应用，这对于提高你们的写作水平有益无害。”
正是因为有了丰子恺的悉心教导，他的七个子女在长大后个个都事业有成，既有大学教授，又有科学院研究员以及出版社编辑等，所以，不得不承认丰子恺确实教子有方。
梁启超教子
1913年年初的一天，梁启超带着儿子梁思成外出游玩。父子俩玩累了，便在一个市场的旁边驻足休息。
不多时，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年轻小商贩推着小推车走了过来，停在了父子俩身旁不远处的一个亭子下面。显然，小商贩经常来此做生意，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。停下车后，小商贩先是从袋子里抽出几根竹签，然后又从另一个袋子倒出几十个颜色鲜艳的山楂，在父子俩的注目下，手法娴熟地将那些山楂往竹签上穿。
小商贩在做这些时，除了不停地和来来往往的熟人打招呼外，还会见缝插针，热情地跑到隔壁一个卖小吃的老大娘摊位上，帮助她擦桌子招呼顾客。做这些时，小商贩脸上总是挂着笑，他的笑容也非常感染人。
梁思成看在眼里，非常佩服地对父亲说：“这真是一个手艺高超的小商贩。我想，要是我们两人联合起来和人家比赛做糖葫芦，也有可能比不过人家。”听了儿子的话，梁启超认真地回答道：“这个小商贩确实是一个高手，我们一定比不过人家。他不仅糖葫芦做得好，更关键的是还非常有爱心，这一切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所以不管何时，都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小人物，他们也有自己的‘闪光点’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梁思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长大后，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父亲当时的教导让我明白了，在人和人交往中，当遇到比自己强的人时，不贬损他人的实力，不刻意夸大自己的能力，既是一种涵养，也是一种修养。”
以上内容来源于天津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