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望舒常以“雨巷诗人”的朦胧形象留驻文学史，但深入历史烟云，他更是一位以笔为剑、以身殉国的文化战士。

　　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他走出悠长寂寥的雨巷，踏入血火交织的战场，其政治轨迹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投身救国的精神蜕变。

一九二六年

凝泪出门

昏昏的灯，溟溟的雨，

沉沉的未晓天；

凄凉的情绪；将我底愁怀占住。

凄绝的寂静中，你还酣睡未醒；

我无奈踯躅徘徊，独自凝泪出门：

啊，我已够伤心。

清冷的街灯，照着车儿前进：

在我底胸怀里，

我是失去了欢欣，愁苦已来临。

一、 革命熔炉的淬炼

上海大学的红色启蒙

　　1923年，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。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“红色学府”成为他政治觉醒的起点。

　　在这里，他不仅师从茅盾、田汉等文学大家，更主动跨系聆听瞿秋白的社会学课程，初探马克思主义理论。

　　课堂上，田汉介绍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滋养了他的艺术灵魂；而瞿秋白剖析的社会矛盾，则点燃了他的革命理想。

　　五四运动的狂潮中，上海大学成为风暴中心。戴望舒与同学投身反帝示威，亲身经历了租界军警的镇压和学校的查封。这段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不可分割。

　　1926年，他在震旦大学加入共青团，次年更“跨党”加入国民党——这种双重身份映射出大革命年代进步青年的复杂选择。

　　当“四一二”政变的枪声击碎革命幻想，他避难松江，在《雨巷》的忧郁吟哦中，既流露着白色恐怖下的迷惘，也暗藏对“丁香般希望”的执着等待。

二、香江战旗

《星座》副刊与抗日铁骨

　　抗战烽火重塑了戴望舒的文学与政治生命。1938年，他南渡香港主持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，将这片文化阵地转化为抗日号角。

　　在创刊词中，他誓言以文字为星光，“代替天上的星星，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”。他汇聚郭沫若、茅盾、艾青等左翼作家，使《星座》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堡垒。

　　面对港英当局的审查，戴望舒以“开天窗”、加注“此处删去百余字”等策略进行无声抗议。

　　1941年香港沦陷，日军因《星座》的抗日立场将他逮捕。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，他遭受酷刑却坚贞不屈，更以鲜血写下铁骨铮铮的诗篇：

一九四二年

狱中题壁

如果我死在这里，

朋友啊，不要悲伤，

我会永远地生存

在你们的心上。

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，

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，

他怀着的深深仇恨，

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。

一九四二年

我用残损的手掌

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

贴在上面，寄与爱和一切希望，

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，是春，

将驱逐阴暗，带来苏生，

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，

蝼蚁一样死⋯⋯

那里，永恒的中国！

　　以意象化的手法抚摸“血和灰”中的祖国山河，最终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那“遥远的一角”——延安抗日根据地，那里有“太阳”和“春”。

　　这些诗作彻底褪去了早期《雨巷》的朦胧哀愁，迸发出战斗的火焰与信念的光芒，成为抗战诗歌的不朽丰碑。

三、光明前夕

政治清白的捍卫与未竟的理想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戴望舒的政治立场愈发鲜明。

　　1946年，任教暨南大学期间，他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遭解聘。

　　1948年，国民党当局污蔑他为“香港汉奸文人”，发出通缉令。为证清白，他毅然宣告：“我不想再留在香港了，我必须去北方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得有尊严。”

　　1949年3月，他辗转抵达北平，以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。

　　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职期间，他承担起毛泽东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法译本的审定工作。

　　令人扼腕的是，1950年2月，多年哮喘与狱中伤病夺去了他45岁的生命。

　　弥留之际，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——这位历经沧桑的诗人，最终以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随，为自己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写下句点。

一九二七年

雨巷

撑着油纸伞，独自

彷徨在悠长，悠长

又寂寥的雨巷，

我希望飘过

一个丁香一样地

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
　　戴望舒的政治轨迹，映照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长征。他从象征主义的“雨巷”走向民族解放的“烽火星座”，其政治选择始终以民族大义为轴心。

　　早年上海大学的红色启蒙、抗战香港的文化抵抗、以及最终对新中国的赤诚奔赴，构成了一条清晰而坚定的思想脉络。

　　在诗与政治的交织中，他以生命践行了“用残损的手掌”托举民族未来的誓言——这不仅是一位诗人的政治抉择，更是一个民族在血火中寻求重生的精神象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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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内容可查阅馆藏资源：

《戴望舒诗选》

馆藏地点：2楼青少年阅读中心03排04列3层

《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：戴望舒诗文精选》

馆藏地点：2楼第一图书借阅室39排02列4层

《民国才子那般风流》

馆藏地点：3楼第二图书借阅室15排11列4层

文案提供：第一图书借阅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