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  策

札，栉也。

编之为栉齿相比。

　　文字的诞生，才让书籍的出现成为可能，但书籍并不是从有了文字就开始出现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　　其实很简单，只有装订成册的才能称之为书籍，我们再来看早期的文字载体，多半是甲骨、玉石、青铜器等。

　　你们能想象这样的书写材料被装订成书册吗？先不说玉石、青铜器不可能进行装订，即便能装订成册，恐怕古人还没学到知识就先成为了“举重运动员”。

　　我们再来看甲骨，出土的甲骨上也有少量钻孔，可能曾用绳子进行串联，但主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序，很难算得上是装订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是怎么“装”出来的呢？《墨子》中记载：“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于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”所谓“书于竹帛”，就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。

什么是简策？

　　古人在不少文章中对简策都有过具体的描写，其中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云：“古史世本，编以简策，领其名数，故曰录也。”

　　在古时候，竹片称为“简”，木片称为“牍”或“札”，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叫“策”，后世所说的"册"便是从这衍生而来的，而编简成策的绳子叫做“编”。

　　简策作为中国早期的书籍形式之一使用起源很早。《尚书·多士》记载：“惟尔知，惟殷先人，有典有册，殷革夏命。”说明商代的祖先已有编连的简策，记载了商代推翻夏王朝统治的史实。由于竹木易得，书写记事比甲骨、青铜、玉石等记事材料方便，篇幅不受限制，编连成策后阅读存放也较便利，因而书籍的生产比过去容易得多。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，最初就是写在简策上而流传下来的。

　　简策书看起来制作很容易，但实际上古人为此也是煞费苦心。

简策书如何制作？

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（复制品）

　　大家都知道竹片、木板的保存期限并不长，很容易就发生霉变、虫蛀，于是我们的先辈就研究出了一套完美的制作技艺。

　　首先要挑选出合适的竹子，然后进行裁竹、煮竹和烘竹等系列处理：

　　选竹：通常选用生长期为三年的竹子最适宜，它们枝干挺直，纹理细致，适合制作和书写，而竹龄过长或过短的竹子作出的竹简易裂，易变形。

　　裁竹：将竹子按竹节或者需要的长度裁成筒状竹段。竹子本身含有大量水分和糖分，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使用，最后的成品竹简就很容易腐蚀或者虫蛀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，就要经过煮竹和烘竹这两道程序，排出竹子中的糖分和水分，保证最后竹简成品的质量。

　　煮竹：首先要在水中加入山奈、野花椒等特殊的防虫草药，在水处于常温状态时放入，然后生火加热。当水沸腾达到100摄氏度后，注意保持温度，两个小时后停火，最后自然冷却。

　　烘竹：就是将烫煮后的竹子放到特殊的烘房中，进行高温脱水，烘干竹子，防止腐坏。烘竹大约需要一星期左右时间，并且昼夜不停火。这一过程称为“杀青”。

　　二次裁竹：就是将筒状的竹段进一步裁成宽窄、长度一致的细竹片。

　　刮青：就是用工具刮去竹子表面的青色竹皮。在刮青过程中，一定要顺着竹子生长纹理轻刮，力度要均匀，否则就会在竹片表面产生凹凸不平的现象。刮青后的竹片表面均匀，显得更加明亮、通透。

　　打眼：先选出一个竹片，在距离竹片一端一厘米左右的位置钻透。这个钻好洞眼的竹片可以作为其他竹片打眼的模具。所有的竹片都要以此为准，在竹片的两端，分别打眼儿。这样洞眼儿的位置、大小就可以保持一致。

　　编册：用丝绳、麻绳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，即可用来书写文字。也有先写字，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。

　　古人为保护正文少受磨损，常常会在正文的前面留一条或多条空白简，称为“赘简”。编成后，以最后一根简为轴，自左向右收卷，卷成一束，写有书名和篇名的赘简正好露在最外边，成为“封面”。上端写篇名，便于检索；下端题书名，便于归类保存，其目的与线装书的书口类似。

　　卷好的简策用绳子捆扎好，装入帛布囊中，或盛放在筐箧里，这样一卷简策就算是“装帧”完毕啦。

赘简

天一阁集 线装

　　简策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，对后世书籍装帧的形态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，所体现的书籍保护理念对后世影响也颇大。比如赘简演变成护封、封面和扉页，“帙”、“囊”演变成“函套”等。

封面

扉页

函套

简策的发现

　　简牍起源于何时？据郭沫若的推测，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。不过，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，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，而且相沿很久，从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纪，一直作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。直到东晋末年（公元400年后）才逐渐被纸所替代。

　　由于年代久远，直接流传下来的简策实物，只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。古代的发现，原物已不存在，有文献可征的共有九次，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：

　　第一次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，鲁恭王破孔子宅，在宅壁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。内容是战国时期人们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，即用古文写的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等数十篇，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，故称为“古文经”。

　　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汲郡（今河南汲县）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，统称“汲冢书”。流传至今的有《逸周书》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《琐语》四种，但都不是原本。

《汲冢书考》

　　当然，以上两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。

　　近代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发现。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，地址均在西北地区，其内容多为古文书、信札及簿册等，图书有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及日历、方书等。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，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，因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，故称居延汉简。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，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、边防、邮驿、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。

居延竹简

　　1949年后，出土的古简更多，除原西北一带之外，沿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，而且数量比以前发现的多得多。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，其总数就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。不过主要是档案文献，不包括图书。

　　2008年7月，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，被称为“清华简”。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大学。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、流散过程，如今已不得而知。竹简上记录的“经、史”类书籍，大多数前所未见。

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

（以上图文均来源于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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